“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此番分化与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总理答记者问谈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之乡”举办的纪念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乌有之乡。”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轨道交通检测，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一泓膜业，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式的（说法）。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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