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节水开始进入3.0时代，也即‘数字’阶段，通过信息流和业务流的整合融合来提升水流的功效，成效显著。”11月17日，在首届全国节水创新发展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说。
数字显示，2021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12年分别下降45%和55%，用水效率大幅提升。
王浩介绍，我国节水工作经历了3个阶段：1980年-2000年是1.0时代，以微观行业工程技术节水为主；2000年-2015年是2.0时代，除了微观技术节水，强化了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用水管理；再就是2016年-2020年的3.0时代，包括了生产、消费、贸易的全口径节水。
近年，通过全国范围内推进节水工作，在用水总量微增长的情况下，我国水资源供给支撑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但与水安全形势需求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比，我国当前的节水工作不均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王浩强调。
在王浩看来，我国用水低效有以下几个类型，分别是结构型、技术型、意识型和管理型。具体来讲，结构型低效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种植结构等经济结构和类型与水资源条件不匹配，以不可持续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支撑高耗水、低附加值的用水需求。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会高达70%，甚至超过80%似乎已经是主要发达国家的“标配”；而2020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为54.5%。
技术型低效主要是指用水工艺、设备、器具等技术及应用水平偏低，与先进用水水平相比是一种低效。王浩认为，技术型低效的最大问题是节水技术推广不足，从生活节水看，以马桶器具为例，采用直排式取代虹吸式排水设计，达到同样功能的节水马桶每次用水只有1.4升，比国家标准可节水4.6升，节水77%，比国家一级水效还节约2.6升。“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大规模推广。”王浩说。
再就是意识型和管理型低效，公众对节水的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用水浪费的行为。而监管部门又因管理措施、手段、机制、监管等不到位，因管理粗放而导致用水低效。
“这就造成我国用水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用水效率与国际先进国家和地区仍有差距。”王浩说，2017年我国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570m³，是掌握数据的60个国家平均水平的1.1倍，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5倍。北京市和天津市代表国内较高用水水平，其万美元GDP用水量分别为101m³和93m³，优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距先进水平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还有一定差距。
王浩认为，用水低效只是表象，背后有着深层次原因。如部分用水低效表象与差异化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2020年西北5省亩均灌溉用水量为463m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被认为水资源“浪费”严重。但并未考虑当地降水量少、蒸发量大，种植相同作物、采用相同节水设施，亩均灌溉补水量仍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一定程度造成“水资源低效”的表象。
“同时，节水成本与收益倒挂，缺乏经济激励机制，内生动力不足。”王浩说，如浪费水资源的违法成本低，惩罚力度弱，不能真正构成对行业和企业的监督警示作用。
究竟该如何推进节水工作？王浩建议，总的来讲，应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强化经济发展适水评价，将节水作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优化产业布局的新动能。完善适水评价技术方法，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将适水评价纳入规划水资源论证的内容当中。
关键是推广先进适用节水技术与工艺。重点开展水肥一体化精准精量灌溉控制、工业高效冷却与循环利用、废（污）水分级分质处理回用、通用高精度管网漏损监测、灌溉用水简便通用测量、海水淡化反渗透等先进技术及实用设备研发。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节水管理深度融合等。
“同时，要深化行政管制和市场调节‘两手发力’。”王浩表示，要深化水资源税费改革，完善有偿使用制度，大力推进水价改革，发挥水价对节水促进作用，切实完善并落实节水税收优惠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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