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思勰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前期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农学著作，在世界农史上享有盛誉。此书系统地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中原地区农、林、牧、副、渔等领域的生产技术和实践经验，有“农业百科全书”之称——长期以来，对这部经典的诠解，视角大都限于农学范畴。不过，在一个骨灰级的嗜读者，——比如我看来，此类大而化之的论述常使我感到意犹未足。实际上，以我浅尝辄止的阅读体验而言，这部森罗万象的经典，不妨多侧面阅读，在农桑百科之外，从科技文明史、经济史、社会生活史乃至民族心灵史等角度进入，也可以读出另一番况味。比如，于科技文明史，本书就构成了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一大资料来源；在社会生活史方面，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曾从这部南北朝时代的农书里，复原了诸多中古时期中国人文生活的细节，构建他的“中华名物学”研究；又如篠田统、田中静一等日本食物史家从中考证出中华饮食形态如何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深刻影响日本，等等，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
作为记录一个大时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农学经典，即便是吉光片羽，必然会映照出那个历史时期的某些重要表征和侧面。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妨把《齐民要术》当做社会生活史文献来读，它所反映的魏晋时期我国北方某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折射了在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融合的转型期中，在政治、社会、经济秩序遭遇崩坏后，中原人民聚居在被称为“坞堡”“坞壁”这样一个特殊空间里如何生存发展诗意安居的努力和智慧。
由此，闲读无聊的我，一度将《齐民要术》作为索引道具，参照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等相关学术研究，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做了另一种解读尝试，点滴心得，连缀成一篇不无野狐禅之嫌的读书札记。
避暑居家，偶然中重看赖声川编导的电影《暗恋桃花源》，是一部九十年代的老片子，但观影之际，依然心有戚戚，触发不少遐想、感想。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附和着剧中的对白，中学时代一度烂熟于胸的名句不觉脱口而出。一个乱世中的渔夫，在一次例行的出船捕鱼中走错了水路，被沿途开得鲜美妖艳的桃花林击中，失了魂魄似的一路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神奇的光。然后一个平展、广阔、坦荡的地域，一个生机勃勃而又富足安详的美丽世界——桃花源，——自此，1600多年来，它一步一步走入中国人的心灵，进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想栖息地的“理想国”（Utopia），成为精神史的一个部分，尤其自唐宋以降，桃花源更从自然地理的想象进入历史文化，成为诗文典故绘画题材与园林范式和乌托邦的代名词，我不知道中国古代还有哪一篇文章能像《桃花源记》一样对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产生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诚如沈从文所说：“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运中就注定了应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
但，围绕着桃源何处，是子虚乌有的梦幻或是真实的存在？抑或兼而有之历来争论不休，更不乏好事者按图索骥，各种对号入座的桃花源层出不穷，除了坐实到沈从文故乡湘西的“武陵源”之外，江苏，江西，安徽、山东乃至福建都不乏各种桃花源版本，众说纷纭又莫衷一是，给人留下无尽的悬想和迷思，充满神秘气息。
1936年1月，史学家陈寅恪在《清华学报》上发表《桃花源记旁证》，对这篇名文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他指出，《桃花源记》并非乌有之乡，而有现实反映，乃是陶潜以西晋北方坞堡聚落的某种现实生活为素材，再以理想化加工写成。“旁证”非常有意思，虽是严谨史学论述，却有日本推理小说特有解谜妙趣，结论极具颠覆性，论证却自成逻辑：从魏晋时期乱世避祸入山的普遍现象，到聚族而居的坞堡组织具体到檀山坞和皇天源，从皇天源所在地即是古之桃花林而推到桃花源，层层推演出这样一个论断：真正的桃花源在华北弘农、上洛一带而非南方武陵源；桃花源居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避的是符坚之姚秦，而非始皇帝之嬴秦；文中纪实部分，乃是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随刘裕入关西征的左军之见闻写成，云云。
“旁证”思接千古，极具创意，最有趣的部分是将“坞壁”、“坞堡”这一魏晋乱世时期最常见的社会现象与桃花源建立关联，予人无穷的想象，读来兴味盎然。“坞”是古代华北方言，据古汉语权威辞书《故训汇纂》注释：“坞，小障也，壁垒也，里也，营居曰坞”。意为建在深山里兼具防卫与生产生活功能的聚落。坞壁、坞堡是乱世的产物，形成于汉末。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民不聊生，集体逃入深山以避祸害恶政者屡见不鲜；或遭逢外族入侵等动乱，豪门大户亦难瓦全，为求安生必须率族自保自存，如集体武装抵御敌寇入侵。但以民间之力无以构筑城池高墙一类大型防卫设施，面对有组织、大规模祸害，最佳办法就是寻找远离中心区域的边缘地带，利用天然地形的庇护构筑坞堡来维护安全。同时为了长期的繁衍生存，坞壁必须同时具备生产生活功能，如接近水源，有可供农业生产的耕地林地等。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祸乱纷起，北方豪族巨室为避战乱举家迁居到险要地方筑堡安家，稼穑储藏繁衍生息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线索也引起陈先生的极大研究兴趣。
《晋书》载：东晋义熙十三年（417），东晋刘裕率师北伐，进攻洛阳、长安征讨姚秦，江东文人戴祚（字延之）随军从征勘察上洛、弘农一带的地形水文，著《西征记》二卷。此书亡佚，有关记录被郦道元收入《水经注洛水》。如关于水源有云：“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所至之处”，有水源处，才为人烟提供生存可能，而“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俗谓之檀山坞”的见闻则透露出在偏离中心的边缘地带另有聚落的信息。戴祚所记坞堡现象，对陶渊明来说也不陌生，尽管无法确认他是否读过《西征记》，但一如陈寅恪考证：作为同代人，陶渊明不仅熟知那场战事，且和不少参加征战的左军（参谋幕僚）有故，比如随军的羊长史即是故人，陶渊明在其奉命出使秦川时即作五言诗《赠羊长史》相赠。和戴祚一样，羊长史等人也可能这次出征途上无意中发现了桃花源，激发出陶渊明的写作灵感。
陈先生的旁证滴水不漏，但将桃花源这样一个洞天福地安置在弘农上洛，多少颠覆了人们的既成印象。毕竟，粗粝雄浑的华北平原与“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样一个诗意葱笼的江南景观反差太大。或者说，弘农、上洛何处才是桃花源的原型呢？在此试以个人旅途体验及相关地理常识略加蛇足补证。
古之弘农即今日之华阴，位于秦岭北麓渭水之南，五年前春夏之交曾到陕西华阴境内一游，感触颇深。登上华山极顶举目四望，不乏深沟茂林，地势偏高，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根本无法驾船行舟，且华阴山地西接坦荡之关中平原，绝非可以藏匿隐居之地。而陕西东南部的上洛则大异其趣，早年读贾平凹《商州笔记》，对商洛乃是“汉中江南”的印象尤为难忘，实地游览更觉贾文所言不虚。此地北望古之长安，东部与河南南阳相接，东南部与古之千里云梦泽近邻，地形复杂隐蔽；境内有洛江、丹江流过，水系发达水流丰沛，物流人流可赖舟船；山地一带则遍布深沟幽谷参天古木，河谷之间有适合多种作物的可耕之地，物产颇富。相比弘农，商洛更具备适合避难自保自存的坞堡功能。假定如陈先生所旁证，陶渊明的桃源取材摹本在华北，那就是上洛而非弘农了。
但是，在陶渊明笔下故事的舞台为何移到南方武陵？依陈先生考证：《桃花源记》与陶渊明嗜读的灵异怪谈小说《搜神记》也有关联，为了使得故事具有可信度，《桃花源记》结尾插入南阳刘子骥前往实地考察未果而终的文字，实源于《搜神记》第六条记刘驎之（即刘子骥）上山采药迷路的传闻。刘子骥确有其人，采药地点在楚地湖南的衡山，为了与这一真实人物事迹相呼应，陶渊明遂将本应在弘农上洛的桃花源，挪移到数千里之外的湘西武陵源。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这段描绘桃花源安居乐业与丰饶富足的文字，一千六百多年来不知感动过多少读者。当然一种普遍迷思也在神往之余浮起：水深火热乱世中，这一切真的可能吗？史家陈寅恪另辟蹊径又雄辩的旁证，或许告慰了多少读者的悬想，于我，最具启发性的或许是对《齐民要术》这部农桑百科之书，提供了更多解读可能吧。
文艺来源于生活，文学作品往往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设若桃花源非乌有之乡，其中的营生又是如何具体运作展开的？文学创作，需要虚构与想象才能升华审美等级，但其中反映的生活形态和情感，无不与现实的真实为基础。一种社会形态的真实存在，总要涉及诸多非常具体的生活细节。入乎其内的现实素材与出乎其外的架空想象，正是两者间的这种微妙的张力，构成文学一大魅力所在。因此要深入理解某一文学经典，还需要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文献来旁证。对此，青木正儿在《中华名物考》里有独到见解：“中国诗文讲究触物起兴和感悟兴怀。脱离了真正的物，要理解古人的神思所在，则多间阻之慨”。这个认识，给了我探索桃花源这个魏晋版“乌托邦物语”的某种思路，转而再读《齐民要术》，不禁略有“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之感。
西晋末年，朝纲不振，天灾连连，给北方崛起的外族势力予可乘之机。永嘉五年（311），匈奴大规模洗劫中原，在灭了十万晋军之后攻陷洛阳俘获晋怀帝，斩杀公卿兵民三万余。这场被史书称为“永嘉风暴”的大动乱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晋朝统治中心南迁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南北分离；北方中原则陷入长久的动乱与灾祸中，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彻底瓦解，人民四处逃难，远走他乡。有的追随司马皇族南渡江左；有的归附鲜卑族慕容氏政权；有的西走凉州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大迁移即始于此时。
但其中也有累世官宦豪族，因根系太深或家口过于庞大，不能或不愿背井离乡的，在纷乱时局中留住中原，顺应形势，在走马灯般轮换的一个又一个边疆政权之间斡旋过渡，如当时的陇西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五大中原名门；此外更有大批既不事外族也不愿迁徙的豪门大族，纠结乡党流民，举族聚居在地形封闭地势深险要之处，据险而守，开垦经营，繁衍生息，这样形成的大聚落就是陈寅恪所称的“坞堡社会”。这类现象在《三国志魏书》《晋书》等史籍中多有记载，如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之际，河北逸民田畴（字子泰）率领一族避乱远走他乡，当他们途经北平徐无山（今河北遵化东）时，发现这里地势平阔，有水源深林，适于田园耕种和隐居，于是就此安居下来，躬耕以侍养父母繁衍子息，不久远近来聚者超五千家。在他的管辖之下，徐无山人和睦相处，甘苦与共，将徐无山打造成一个有声有色的宜居新天地；还比如长广郡主簿苏峻在永嘉动乱之后在掖县纠合宗亲乡党数千家，结成坞堡武装自保（苏峻后来反叛，率军平乱的将领即是陶渊明曾祖父陶侃）；还有原西晋朝廷中书侍郎郗鉴在中原动乱中率领族人千余家避难鲁国峄山……这些中原汉人大族为了求生存，不仅要凭借坞堡、坞壁来防御自卫，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还必须制定出一整套躬耕自给的方案，陈寅恪写道：
必居山势险峻之地，人迹难通之地无疑。盖非此不足于阻胡马之陵轶，盗贼之寇抄也。凡聚众据险者固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足之故，必择险阻又可以耕种及有山泉之地，其备此二者之地，必为山顶平原，及溪洞水源之地，此又自然之理也。
中原人民据险自守，必择山险水源之地建造坞堡。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局限，必须尽可能在有限之中努力获得最大收效，必须积极大量发展主食、蔬菜、牲畜、桑麻、竹木等，以保障坞保群居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由于人多地少，还要改革耕作的制度与技术，总结古代中原地区的农桑经验，《齐民要术》对小块土地深耕深种，施肥、播种、育种、选苗等农业技术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充分利用挖掘有限的耕地的潜力，不断开发农产品的多种利用技术，贯穿了坞堡聚居生活中从农业生产到日常应用的所有过程，就像书中劈头言明的“起自耕农，终于醯醢”，从《齐民要术》的内容和目次编排可以一窥用心：
《齐民要术》全书共计十卷，约十一万字。书的前六卷是农作物以及副食品的培育，包括主食、蔬菜、瓜果、竹树、桑麻的种植和栽培，还有家禽、家畜和池鱼的养殖；后四卷是农产品的储藏、加工与制作。其中第七卷的“第六十三”介绍食物的储藏技术；“第六十四”到“第六十七”是酒麹的培育与酒的酿造。卷八、卷九是关于食盐净化与制作；“第七十”到“第七十二”是豆豉和醋的制作，以及制酱、作菹、作饼、醴酪等食品调制和贮藏加工；第七十三到卷九的第八十一，则是各种菜肴的制作烹饪食谱，包括八合齑、作鱼鲊法、作脯腊法、作羹臛法、蒸缹法、煎消法、菹绿法、炙法、奥糟苞法、卷九的“第八十二”到“第八十七”，则是主食的制作方法，包括饼法、粽糧法、煮积法、醴酪法、飨饭、素食；第八十八是菹藏生菜法。第八十九是饧铺的作法，第九十到第九十一，是煮胶、造纸、制笔墨法。最后卷十载五谷、果蔬、菜茹等“非中国所有者”，即来自域外或当时中原地区不能生产的主食和果蔬。
综观全书，所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确是“资生之业，靡不毕书”，甚至连“如去城郭远，务必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等这样细枝末节的利用有限耕地的要领也交代得巨细无遗。书中所记生产技术以种植业为主兼及蚕桑、林业、畜牧、养鱼、农副产品贮藏加工等各个方面。在种植业方面则以粮食作物为主，兼及纤维作物、油料作物、染料作物、饲料作物、园艺作物等方面；还有有关农闲时期的如何进行弓箭等武器的制作和保养。此外，对于本地区生产生活关系辽远的事物，如对南方、域外的物种则仅存名称，大有“关涉无多，但供尔辈参考可也”的态度。坞堡虽然封闭却是个自给自足的世界：男耕女织，渔樵稼穑，秋收冬藏，盐酱酒醋，一切饮馔用度无需外求，可谓丰衣足食，远客来访，“便邀来家，设酒杀鸡作食”热情款待。
在这里，坞堡、桃花源和《齐民要术》反映的社会生活形态建立了关联。如果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北方坞壁生活在文学上的反映，抒发了渴望逃避乱世幸福安居的美好愿景，陈寅恪的研究，从史学角度证实其真实存在，那么，可以说《齐民要术》就是回答如何在乱世中经营桃花源的日常生活指南书。
《齐民要术》所展示的生活条件，不仅反映魏晋时期某种自给自足经济形态，也表现了“永嘉风暴”之后，我国北方黄河流域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以庄园经济为主流的社会生活状况。其中内容，有的隐约勾画了以坞壁为主要形式的生产生活；有的则清晰、完整地描绘了业已成型的大庄园经济的运营画面，体现了“聚族而居”的中原阀阅望族的某种生活景观。
所谓庄园经济，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随着私有土地制的出现地主豪强通过大量兼并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而出现的经济形态。魏晋时期王纲不振，地方豪强势力不断壮大，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独立性很强的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成为当时的主要经济形态。庄园经济的表现方式，最具典型的如北方的坞堡坞壁，南方则是大田墅大田园等。庄园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庄园主根据自己的生活文化需要进行规划运筹，使男耕女织、日常食事与教育文化相结合，把庄园建成一个独立封闭生机葱茏的诗意世界。
民以食为天。除了一般农林作物的培育，家禽家畜和养鱼等副业的生产要领外，占《要术》绝大比重的有关烹饪等食物加工技术介绍，详尽得令人叹为观止。不仅网罗当代食事百态，还博采《诗经》《礼记》《四民月令》《风土记》《杂五行书》《尔雅》《崔浩食经》《食次》等一百八十多种古籍的饮馔记录,对各种食物加工、烹饪；酒、醋、豉、酱的酿造；菜、肉、鱼的腌熏技法；果品、饼面、点心、乳制品和制糖工艺等不一而足，内容之宏富远超农桑范围，更像一部“日常饮食百科大全”，乃至在日本学界有“中国最古老的现存料理书”之称。 从书中反映出来的这一特点来看，从一个侧面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原豪族累世群居的某些显著特征。
《齐民要术》引用最频繁的是崔浩编纂的《食经》，近四十条，若以前后互文联系计之，当不下百条。根据元末明初学者韩公望《易牙遗意》一书的统计，据元末韩公望《易牙遗意序》的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问世的食谱多达上百卷，几乎都出自豪门之家，其中以《崔浩食经》和虞悰的《食珍录》最为著名，分别代表着北朝与南朝高门阀士族饮馔之道所达到的标高。
《崔氏食经》最受贾思勰青睐，不外乎内容的丰富性与适用性，也就是具有普遍性。崔浩出身中原名门世族，是北魏著名政治家与儒学领袖，虽然后因“国史之狱”被诛，但此前崔氏却是如假包换的中原百年望族，信而有征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曹魏政权的司空崔林，至崔浩这一代已经繁衍七世。大家族制是中原汉族一大传统，尤其在动乱中，豪门大族往往聚族而居，族中赀财物品有无共与，一同饮食起居。人口上百数百甚至上千的庞然大族同炊共灶，是维系一个大家族累世不坠的重要纽带。与此相反，南方则盛行小家庭制度，《魏书裴植传》就将“一族之中，各别赀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的现象视为“江南之俗”。南北家族制度的迥然差异，仅从饮食规模上也可一见端倪。
往事如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盛门”的认知，今人或许不甚了了，不过，透过《崔浩食经》中的一道一道食谱，不难感受到其中所散发出的豪门气息。书中所载捕杀烹饪上千斤黑熊的“蒸熊法”，足以让今人瞠目结舌。让人震撼的还有制作的规模。连调味品的用料用量，动辄以石（一石约150市斤）为单位：每年秋冬酿制豆酱，需要用三间大屋百石大豆来制作，一次酿制豆豉上万斤；而制盐，所用的容器是容量上千斤的大陶瓮；而制作白饼点心，所需的面粉要上千斤。如此巨量的制作规模纯属日用而非商用，反映的是豪门大族钟鸣鼎食的饮食风景。另外，食材来源全是自给自足，从动植物的生产到制作加工消费，都是依托庄园内部而不假外求，如《齐民要术》所说的“起自耕农，终于醯醢”，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级自给自足大庄园经济生活的缩影。
饮食虽小道，却联系着一个广阔的世界，它不仅和人的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相关联，而且饮食的内容、规模又反映了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特点，人们对饮食的态度也折射出某种文化习俗与价值观念而具有思想文化的意义。因此，《食经》并不是单纯的料理之书，而是关于在传统社会政治秩序与价值体系分崩离析之后，在胡汉杂糅的世道中，如何从日常饮食方面践行士族豪门礼仪作法和行为规范之书。魏收在《魏书崔浩传》中著录了他写的《食经叙》，是交代撰写食单的缘起，从中可一窥其用心：
余自少及长,耳目闻见,诸母诸站所修妇功,无不蕴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供祭祝,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亲焉。昔遭丧乱，饥馑仍臻，饘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余年间不复备设。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知见，而少不习业书，乃占授为九篇，文辞约举，婉而成章，聪辩强记，皆此类也。亲没之后，值国龙兴之会，平暴除乱，拓定四方。余备位台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赀累巨万。衣则重锦，食则梁肉。远惟平生，思季路负米之时，不可复得，故序遗文，垂示来世。
《食经》是崔浩根据母亲卢氏的口授整理而成的。崔浩位高权重日理万机兼一族至尊，罔顾“君子远庖厨”的古训，对日常饮馔琐事亲力亲为，正是出于居安思危的未雨绸缪和慎终追远的治家使命，以便让后人万一遭遇“丧乱饥馑”的乱世，仍能“具其物用”并维持“四时祭祀”不断，保证士族家风不坠。
保持家风不坠，核心是文化传承和教育。作为中原地区延续数百年的豪门望族，流徙于乱世中，危难相携，存亡与共，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维系家族的存续固然是重中之重，但衣冠望族不同一般庶民百姓，其担负的更大使命还有如何维系一个门阀世家文化传承，也就是贾思勰在《要术》序言中一再表述的“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的儒家理念。尽管书中对此没有展开充分论述，但内容编排上所呈现的“耕读传家”这一儒家价值观则不难窥见。
比加，《齐民要术》中很多有关农事活动，都以儿童入学、放假、开学的时间基准来安排，说明教育的常规化。在卷九的“煮胶和制笔墨法”、《杂说第三》等篇章中，相当详细介绍了写书、看书、藏书的经验。书籍在古代是难得之物，何况身在乱世，所以如何保护书籍，诸如防虫、防湿，如何选择曝书的天候、晾晒多长时间为宜都写得清楚明白。《杂记三十》还专列一项传授如何修补残破、折裂书籍的要领等。一部农书中出现插入这些风马牛不相内容，给人以唐突芜杂之感，若以乱世坞堡生活需要的视点观之，则正常不过，简而言之就是基本刚需，无论是煮胶、制作笔墨纸张，保护书籍都反映了聚族而居的庄园社会的日常文化需求，这是为庞大的家族子弟提供学习工具的基本保障。
教育的盛行是魏晋时期庄园生活的另一大特点，对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自魏晋时期门阀社会形成之后，培育美好家风传承深厚家学，培养子弟读书知礼才是正路已成社会共识。即便在乱世中崛起的地方豪强，子弟要进入士族阶层，也要走通经致仕之路；魏晋南北朝政局多变，风云一时的权势人物虽然依仗自身优势给家族的发展带来便利，但在乱世迷局中遭致覆亡之祸者也屡见不鲜，说明土豪没文化不能长久。相反那些底蕴深厚之族，虽然遭受挫败，但因代有人才，家族兴盛，绵延不绝。比起财力权势，学问与才干才是门第世族基业长青的可靠保障。所谓“书香门第，诗礼传家”的理念即来源于此。
两汉时期，在政治统一的社会背景下，教育及学术文化掌握在国家手中，也就是首都的皇家太学、国子学、各级政府主持的官办学校，承担着文化教育使命。但汉末以来，除西晋短期统一，历史长期陷于分裂对峙状态，官学处于兴废无常的状态。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门阀士族担当起传承振兴学术文化和教育的重任，诚如陈寅恪所指出：
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学术文化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
史家考证，魏晋南北朝，在文化上有“三多”：食谱多、家训多、私学多正是大庄园聚族而居生活形态的反应。
魏晋南北朝早已远去，但那段特殊历史造成的深远影响至今犹在。别的不说，如今在福建层峦叠嶂环拥的边缘山区仍可见到这段特殊历史的遗留。其中以遍布闽西南两万座小形制各异的客家土堡、土楼群聚落最具典型，奇特的造型，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受到举世关注，十年前被列入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
所谓客家，是古代从中原南迁的汉族一支。据事师梁启超的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1906-1978）的考证，中国南方山林中的客家人，其祖先就是东晋以前居住在北起并州上党，西到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到新蔡安丰的广大中原本地主人。自魏晋以来迄止晚清，每每遭逢动乱，中原衣冠士族之家，为了一族安危，居家迁移，筚路蓝缕一路南迁，最后选在高山阻隔的南方安营扎寨繁衍生息。
这种群居聚落多依傍群山峻岭的山麓河谷之间，因地制宜砌土为墙，伐木为梁而构筑起来的集体建筑，呈圆形、半圆形、方形、四角形、五角形、交椅形、畚箕形等，造型十分奇特富于神秘感。建筑体坚实牢固富于防御功能，底层不设窗，高处有瞭望和射击口；安全设施上，有防火消防系统和地下逃生密道；一楼饲养牲畜，庭中设水井，走廊设厨房食堂；二楼储藏粮食等日用食料；三楼以上住人。即便遭到围困，只需将大门一关，可以组织抵抗，土楼则像坚强的大堡垒一族在内可以保障数月生活无忧，妇孺老幼各安生理。以土楼为依托，在这与世隔绝的深山中，客家人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千百年来繁衍生息，有声有色经营美丽丰饶的诗意安居。
客家土楼集体聚居的特性，反映了客家人的强烈的家族伦理观。土楼的建造也反映了源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门阀的家族构造和价值取向：聚族而居重视集团凝聚力的传统和重视教育耕读传家。
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家族的凝聚中心。一般都是在同宗血缘家族同居的聚落，生诞婚丧，悉在其中，内忧外患，患难与共。
这一源自古代中原衣冠士族的客家群体，散发着浓郁的诗礼传家教化气息。流徙南方的客家人秉承古代中原望族文化传统，但凡稍具规模的土楼都设私塾学堂，延师传道授业解惑。土楼家族还很注意“兴诗立礼”，楼内随处可见的倡导耕读传家的对联，有如远古祖辈的叮咛在楼内各角落回响：
一篇桃花源，千古说到今。中国文学史上，不知还有哪篇文章能像它唤起如此持久不息的回响，陶渊明之后，古有王摩诘、韩昌黎、白乐天、苏东坡；近人有陈寅恪，沈从文；当代有赖声川、格非……千年之下演绎出数不清的私家版的《桃花源》，从体裁看有文、书、画、影剧、小说等不一而足。我想说的是，晚陶渊明一个世纪问世的《齐民要术》，虽系农桑种树之书，但其中所涉却是对魏晋乱世时期坞堡自然社会经济形态的一种具体呈现。据此，或可将此书看做一部关于如何在乱世时期在桃花源诗意安居的指南书吧？
有乱世，就有诗意盎然的世外桃花源存在，在某个时空维度，也在人们心中，千年延绵不绝。
本文内容由作者提供。“亲近传统 重建斯文”华语创作有奖征集活动得到太月香学、状元台茶叶、贵龙森宝、花宝峰业、岳麓书社、浙江人民出版社、邵雷剪纸等合作伙伴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