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简单地说，它是指来源于英国的、与美国个人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共识和“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或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核心，“美国信条”的政治思想（自由、平等和民主）则是美国民族认同的基础，基于政治而形成的国家认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自由主义还是其他各种次级意识形态 的公分母。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是美国在世界上实行霸权政策的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和国内动力。
本章中的自由主义指的是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即“新政”以来流行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它是“修正主义”的自由主义。此前，在意识形态方面，古典自由主义（或原教旨自由主义）在美国一统天下。古典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学和18世纪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洛克在《政府论》(Two Treaties On Government)提出，人是有理性的，个人自由是人最重要的权利，政府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而设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不应当阻碍个人追求幸福；斯密的《国富论》则明确表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它会自动调节经济的运行，国家不应当干预经济生活。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1791年的《宪法》 可以说是美国版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两个文件也是美国政治的“圣经”，是美国赖以立国的基础。美国人一直自豪地宣称，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由移民构成的美利坚民族不是靠相同的血缘纽带或民族的共性、更不是因为相同的出生地而形成的，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建立在共同思想和共同政治信仰的基础上的国家，古典自由主义是美国人的共识，也是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基础。古典自由主义的特点是要求限制政府或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政策，靠市场自动调节供求关系；政治上强调政府或国家不得妨碍、损害个人自由；在社会生活中，自由主义者要求人们自己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而不依赖于政府，靠个人奋斗来实现“美国梦”(American Dream)；在社会生活中，自由主义者希望政府“别管我”（Let met alone），让我自己来。
当代美国自由主义以改良的形式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革命性”的修正，主张国家对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政府要变成“有作为”的积极政府，而不是此前的“不作为”的消极政府：在经济上，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在社会公共政策方面，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政策，以及肯定性行动等政策来进行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来缩小贫富悬殊、促进社会公正；在政治方面，政府通过一系列有关民权的法律，使黑人或其他族裔群体获得选举权，扩大美国民主。
当代美国自由主义成形后，同传统保守主义形成了对立。而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却接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许多观点，并在同当代自由主义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成为与它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当然，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其实是古典自由主义。此后，在美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便出现了两种主要不同的政治思潮、两种不同的政策选择：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下面就先论述自由主义。
一般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没有人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效用提出过严肃质疑，更没有人主张大政府。美国人是通过独立战争才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因此他们从内心里对政府（尤其是远不可及的联邦政府）的作用充满了怀疑，并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了重重限制。政府被认为是不得已而存在的必要的“恶”。无论是《宪法》条款还是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都旨在防范政府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害。那么，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会在罗斯福“新政”中发生“革命性的修正”呢？这都是1929-1933年那场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大危机造成的结果。
在此之前美国也曾发生过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但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被抛弃。于是，人们可能不禁会问：为什么此次危机会成为自由主义的转捩点或分水岭呢？表面上看主要原因是这次大危机的深度、广度和严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华尔街众多银行倒闭，一些承受不了破产打击的金融家纷纷跳楼自杀；领不到退休金的汇集到华盛顿国会山前的大草坪上甚至乞讨，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纽约中央公园搭建起简陋的棚屋，戏称为“胡佛村”。在整个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平均为18%，高峰时期甚至达到四分之一，近1500万人找不到工作。直至1936年，失业率还高达16.9%，总计约900万人找不到工作。 已成为世界首富的美国竟然陷入了如此悲惨的境地，使一些经济理论家发现原先被奉为神圣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调节理论失灵了。1932年选民们将自己对偏袒企业的共和党胡佛政府的不满用选票表达出来，挑战者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挽救美国资本主义，罗斯福上台后不得不另辟蹊径，放弃共和党的自由放任政策，运用国家权力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和金融进行广泛的调节，后人称之为“新政”。
从深层次来看，古典自由主义失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自由放任与这一新的高度垄断性质的经济模式已不相适应，大危机只不过是这种不适应的总爆发。（2）随着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全国性市场和社会的形成，有组织的工会会员不断增加，工会在遇到劳资纠纷时有能力组织罢工，劳资矛盾日趋激化；（3）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扩大、种族关系恶化、无家可归者增加、贫民窟成为城市最丑陋的一景；（4）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良运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嘎然而止，因此以上提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未能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
罗斯福采取“新政”时凯恩斯主义还没有诞生，但美国经济学家此时提出了一些同以后的凯恩斯主义相似的经济理论，并受到罗斯福总统的重视。罗斯福在竞选演说中提出：“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发现或开采自然资源，或者更多的商品，而是……按照消费调整生产，更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和产品，使现存经济组织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开明政治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他的“百日新政”中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紧急银行法》、《全国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后又设立了全国复兴署、田纳西河管理局。其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消费和提供就业机会。对于“新政”的效用，后人评价不一。但“新政”使美国选民“重新结盟”，政党体制重新形成，由此焕发了生机，成为一个有广泛选民基础的多数党。新形成的政治联盟被称为“新政”联盟，它帮助在此后36年的9次选举中7次获胜（主导美国政坛28年），从而巩固和扩大了当代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了系统的经济理论，即凯恩斯主义——主张用财政和信贷对资本主义市场自发机制造成的生产过剩、供过于求进行平衡，具体办法有二：一是实行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以此来刺激生产和消费；二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来扩大总需求和增加就业。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流行标志着美国已从古典自由主义时代过渡到当代自由主义时代。
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从罗斯福的“新政”到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从肯尼迪的“新边疆”到约翰孙的“伟大社会”，政府不断推进改革，试图用国家的力量来使创造一个不仅是自由的而且也是平等的社会。的政策包括，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扩大总需求，以保障充分就业；社会保障计划和社会福利计划，对失业者和低收入者进行救济，这些措施有助于克服资本主义的无序竞争，减轻贫富悬殊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正，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经济复兴和推动资本主义稳步发展的作用。
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所有的人无论出身、种族和性别如何，具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人生而平等本是《独立宣言》中所明确声明的，但真正落实到政治权利上还要经历漫长的岁月：1787年的美国《宪法》规定，在选举权方面（自由）黑人只算五分之三票，而仍然处于奴隶地位的南方黑人，根本没有选举权；即使占人口一半的妇女也没有选举权。美国经过一场惨烈的战争——南北战争，才从法律上废除了南方的黑奴制并给予黑人选举权 ；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妇女运动，妇女才于1920年争取到与男人平等的选举权 。而将法律条文变为政治现实，还要走更长的一段路。美国公民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经过60年代的激进的民权运动后才得以实现 。随着选举权扩大到妇女、黑人和年满18岁的青年 ，美国的民主也在逐步扩大。当代自由主义者不仅要求人人享有平等的投票权或参与权，而且还要求平等的代表权 。
社会上的平等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不仅要打破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而且还主张种族平等和种族融合；不仅要有机会平等，而且还要有结果的相对平等，为此当代自由主义实行了名为“肯定性行动”的政策，对于实行政策倾斜，如高校在招生政策上对于少数族群（如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等）保留一定的名额，在政府合同或向小企业贷款方面给予上述几种人及妇女一定的照顾或优惠 。
文化上的多元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主张所有文化都享有同等的价值，不存在某一族群的文化优于其他族群的文化，承认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要打破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消除西方文明在思维模式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因此，在教科书及学校的课程方面、在历史研究、文化批评和社会改革方面，要尽可能多地反映各世界各种文化，以显示文化的多元性和各种文化的平等性 。
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上出现的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主张, 道德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好与坏，对与错，只在一定程度上成立。由此引起的争议涉及同性恋权利及同性婚姻、选择权与生命权、安乐死等与道德、伦理甚至宗教有关的议题。
外交上的理想主义。美国外交上的理想主义可以追溯到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后被称为“威尔逊主义”。理想主义/威尔逊主义的核心是：人性善，在国际政治中应当遵循道德律令和多边律令 ，一个国家不能单靠自己来寻求安全，而应当通过多边组织或国际组织来寻求共同安全，这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要让世界为民主提供安全保障”。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而且应当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总的来看，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并没有完全摒弃古典自由主义，它只不过是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修正”而已。它首先是在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引入了国家干预的因素，具体表现就是扩大政府的职能，俗称“大政府”；其次是在政治哲学方面提升了平等的价值，在政策实践中试图实现通过权利革命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
从罗斯福到约翰逊，当代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政治中的影响一直呈上升趋势，到1968年达到了巅峰，此后则处于防御状态，不得不与保守主义竞争影响，与保守主义的攻势相比，自由主义衰退了。
事实上，当代美国自由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孕育着衰退的种子。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作用本身是与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相悖逆的，这种矛盾迟早有一天会发激化，这表现在“老”、“新”和“伟大社会”以及越南战争对自由主义的解构和削弱。
“老”（Old Left）主要指工会会员。作为利益集团的大工会曾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40年代是美国工会的强盛时期，当时工会会员占美国全国劳动力的35%，他们在选举中成为最大、最稳定的“票仓”。此后这一比例不断下降，1968年工会会员占美国劳动力的25.2%，1987年这一数字下降为17%，1996年又减少到15.4%，其中工会会员仅占私营企业劳动力的10.4%。与此相应的是，在总统选举中工会会员的选票占候选人所得选票的比例也从1960年的三分之一下降到1992年的五分之一。 这既反映了老在美国政治中的衰落，又反映了老利益诉求的政策已不再受欢迎。社会福利法、社会保障法、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这些老所赞同的政策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甚至成了美国公共政策中的老大难问题 。
“新”（New Left）主要指60年代初大校园内激进的、反叛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1962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发表了《休伦港宣言》，对精英民主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对权势集团的不信任，建议实行“参与性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新几乎参与了60年代的所有社会抗议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等等。新促成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政治改革，在1968和1972年的预选中分别对休伯特汉弗莱和乔治麦戈文获得提名产生重要影响。然而，随着两人相继失败，新也开始式微。新对当代自由主义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反美国主义招致了民众对自由主义的怀疑和反感；二是行为过度留下了许多后遗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离婚率上升，家庭解体，少女母亲增多）。自由主义受到怀疑成为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从守势转为攻势的重要原因。
“伟大社会” (Great Society)是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B约翰逊的内政纲领，它继承并发扬了此前的三位总统的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即罗斯福的“新政”(New Deal)、杜鲁门的“公平施政”(Fair Deal)和肯尼迪的“新边疆”(New Frontier)。“伟大社会”扩大了联邦政府对社会福利所承担的责任，其福利范围和对象比原先更广泛，主要表现在有关医疗、教育、生活和住房、城市发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机制的设置和实施上。
一般认为，“伟大社会”是当代自由主义政策的高峰和集成。年轻时代受罗斯福总统“新政”影响很深的林登约翰逊在当上总统后一心要效仿罗斯福，成为伟大的总统，因此在他任内通过的立法之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其后果是好还是坏，这些立法对此后的美国社会政策影响至深。然而在约翰逊任内，由于“伟大社会”向人民允诺了宏伟的目标——即通过社会变革，可以消灭贫困，实现种族平等——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人对社会变革的心理预期，而这些在实际生活中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当这些立法和项目还在实施的时，美国社会就已发生了强烈的不满和社会抗议运动，最严重的是全美100多个城市发生的骚乱，比较大的有洛杉矶的瓦茨骚乱、新泽西州的纽瓦克骚乱和俄亥俄州的底特律骚乱。而这些不过是“伟大社会”破产的表象。
更为本质的是，随着“伟大社会”各项福利计划的扩大和实施，美国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急剧膨胀，据统计，1963年这些开支为667.6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6%；1969年上升到1271.49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 在随后的年月中，政府对这些方面的开支越来越不堪重负。此外，虽然这些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困，但它们并未有效地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相反却产生了一种“福利文化”和“福利病”：工人在福利额与工资之间比较后宁可领取福利也不去接受低工资的工作，其工作的积极性受到削弱；福利助长了婚外生育率、离婚率、犯罪率（家庭破裂是犯罪率上升的最重要根源）和单亲家庭数量的上升，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了裂变；出现了母亲靠福利生活、子女成人后也靠福利生活的“福利循环”现象。
约翰逊总统原本想要通过实施“伟大社会”名垂青史，跨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行列，然而“伟大社会”的实施非但没有给他带来政治“红利”，反而损害并摧毁了“新政”以来的的老联盟，原因是主要以城市贫困黑人这一少数群体为目标的这些福利计划伤害了有工作的穷人和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这些人“没有资格”享受“伟大社会”的好处，却要为“伟大社会”的开支缴税。 因此渗透着自由主义精髓的“伟大社会”的实施，最终瓦解了的“新政”大联盟。1968年当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时，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由利益集团、边缘组织和激进分子控制的政党，它曾经享有的多数党地位开始发生动摇。
“伟大社会”的失败为保守派思想家批评自由主义提供了“弹药”。保守派政治学家西奥多洛伊（Theodore J. Lowi）认为“伟大社会”的失败并非只是政策的失败，而是支撑这些政策的“利益集团的自由主义”（Interest Group Liberalism）理念的失败。他批评多元主义理论将集团政治理想化，认为，实际上多元主义的政治结果并不会自动地产生一种对社会有利的公共政策；利益集团的自由主义减少了自由竞争，维护了不合理的现状，牺牲了代议制民主，助长了官僚政治 。此前，耶鲁大学自由派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倡导的利益集团的自由主义主张，美国民主政治是多元的民主政治，在美国，权力不是集中于少数精英之手中，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中，美国的政治过程就是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之间讨价还价和妥协的过程，没有哪一个利益集团能够持续地居于主导地位；通过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公共政策的制订过程会成为一种积极的善政，利益集团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保护。 更早些时候，哈佛大学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也宣扬利益集团平衡的理论，他认为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组织的劳工已经成长壮大到足以抗衡公司的地步，这使美国政治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联邦政府扮演着劳资双方争论的仲裁人的角色。 集团自由主义遂成为的政策指南，1968-1972年内的政治改革因而强调“平等参与权”(Equal Participation)，意为不同群体的人在政治中应享有“平等的代表权”(Equal Representation)。
20世纪90年代自由派在反思“伟大社会”以来的福利制度时，无奈地道出了当代美国自由主义与美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的矛盾和紧张：“福利使我们最宝贵的一些价值观——包括人身自由、责任、工作、家庭、社区和同情心——陷入了互相冲突。我们想帮助那些事业上没有成功但正在奋斗的人，我们又使那些正在努力奋斗，以求勉强度日的人所作的努力变得不值钱了。我们想向那些低收入者提供财政支持，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却又减轻了对他们的压力，削弱了促使他们去工作的动力。我们想帮助那些无力自助的人，但是我们又担心人们不操心去自助。我们认识到单亲家庭是不稳定的，但是通过帮助这样的家庭，我们似乎又在助长和支持单亲家庭的形成。我们想把钱给予最贫困的人，但是我们这样做了又常常使他们陷于孤立，蒙受耻辱。” 正是在这种反思中，克林顿总统在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通过的福利改革法——《1996年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和解法》上签了字，这象征着在社会改革方面当代自由主义理念正式让位于保守主义理念。这次改革是两党的一种妥协，改革的核心是将工作福利作为美国福利的主要内容。它反映了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福利不是权利（entitlements），不是符合资格就有权得到或要求得到的“年薪”，更不是领取者理所当然地、天经地义地应该得到的，而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人道主义的救济。
越南战争是当代美国自由主义衰退的重要触媒。二战后，美国社会一度在内政外交方面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共识，即使是共和党政府（如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基本上遵循了确立的基本路线：对内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外实行“冷战”遏制战略，与苏联展开意识形态的全面竞争。然而，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全面介入，使当代自由主义在外交政策上的干涉主义达到了顶点。像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一样，越南战争自上而下撕裂了美国，引发了认同危机；对越南战争在政治与道德上的争论至今还在延续，它所带来的创伤至今还没有完全愈合。从美国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越战运动起，自由主义由顶峰逐渐走向衰退，保守主义的势力日渐上升，逐渐形成两者之间的势均力敌，美国意识形态的光谱也由此呈现出一分为二的图景。那么，越南战争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如此之大的原因何在？
第一，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及美国士兵的重大伤亡引起了强烈的反战运动/和平运动，而反战运动/和平运动汇入了其他各种社会抗议运动，造成了美国价值的分裂和社会混乱。战争刚开始时，民众对约翰逊的战争是持支持态度的，但随着对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伤亡和对平民暴行的电视直播，美国人开始对战争的性质产生了怀疑。1965年11月，一个名叫诺尔曼莫里森（Norman Morrison）的人在五角大楼前身亡，以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1967年末，5万人上街反对征兵和战争。此时民意测验第一次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战争是一个错误。 1969年10月15日，全美各地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在纽约华尔街街头，2万人聆听了约翰孙总统的前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Bill Moyes)的反战演说；在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有10万人倾听了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反战演说；在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市的大草坪上3万人要求美国停战、撤军；在华盛顿，在白宫眼皮底下五万人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了反战大集会。
1972年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主张美国从越南无条件撤军的乔治麦戈文被提名为的候选人，与主张越南战争越南化、美国从越南“体面撤退”、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在职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形成了鲜明对比。控制的国会在美国与北越达成《巴黎和平协定》后不断减少对南越的经济援助，至1973年国会完全停止了对越南战争的军事拨款。在1975年美军完全撤离南越后，北越军队在不到两周内相继攻占了南越和柬埔寨，美国苦心经营和撑持了近20年的东南亚据点至此宣告瓦解。70年代在美国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苏联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波斯湾不断进取，美国碍于越南战争的失败不得不收缩战线，美其名曰实行“缓和”战略。
第二，越南战争对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由于将美国带入越南战争的是总统，而反战最激烈的也是人，陷入了不可弥合的内讧和分裂中：在1968年大选年，在预选中反战派代表人物尤金麦卡锡（E. McCarthy）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站出来挑战在职总统约翰逊，而民意测验显示出约翰逊的支持率低于前两人，约翰逊在众叛亲离之中不得不宣布不寻求连任。一心想成为像罗斯福那样伟大总统的约翰逊最后郁郁而终，他清楚并痛苦地知道，越南战争毁了他。在越战升级后，他对其亲近的顾问说：“伟大社会”完了！显然他明白，原计划用于“伟大社会”的资金将被越南战争夺走，即使美国再富裕也不可能在国内外两个战场（在国内“向贫困宣战”和在国外向越共开战）上同时作战并取得胜利。在反战的中，人们喊出的口号是：“约翰逊，约翰逊，你今天又杀死了多少个孩子！”甚至于有人干脆将越南战争称为“约翰逊的战争”。
此外，1968年约翰逊总统作出了越战升级的决定，但更大的人力和资源的投入并没有使美国赢得这场战争，反而使美国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脱身。收拾越南战争这个烂摊子的责任最终被移交给了约翰逊的继任者――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凭借其处理国际事务的娴熟技巧，总算将50多万美军“体面地撤出”越南。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入”和“出”来自不同的政党，这就留下了一笔政治遗产：在战争、安全和国防等议题上，从此输给了共和党。此后，无数次的民意测验都表明，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共和党人比人更擅长解决和处理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反战的自由派认为，美国进行的越南战争是不合法的、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邪恶的；美国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反省自己的道德缺陷；“”的意识形态不过是“美国人用来替其未必高明过的外交政策做辩解”。 尤其令“新”深感愤怒的是，美国支持并发誓加以保卫的南越政权并不比北越政权好多少。然而，自由派人对总统外交政策的攻击激怒了党内的一批的“冷战斗士”(cold-war warriors) ——这就是后来转向共和党的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他们对“新”攻击美国强烈不满，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美国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都是无可争议和不容置疑的。 进入90年代后，的势力进一步受到削弱，时至今日共和党已能与分庭抗礼，的选民优势已是陈年往事。实际上，从1968到2004年，在美国的10次大选中，共和党赢了7次，只赢了三次；在1969-2005年的36年间，共和党总共执政24年，而仅执政12年。
越南战争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凝聚力下降，这也是与自由主义的衰退是分不开的。麦克纳马拉在其回忆录中反复提及越南战争给、给社会造成的分裂，并自省道：越南战争绝对是一个错误。参与结束越战谈判的基辛格在谈到陷美国于越战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效应时指出，随（越战崩溃）而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严格意义上只有柬埔寨和老挝，但“最严重、创伤最深者乃是美国社会的凝聚力被断送了。” 基于地缘政治而始终支持越南战争的尼克松，在回忆起越战时说，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不是美国试图阻止蔓延的努力，甚至不是美国的失败，而是它所引发的文化革命，“这场革命侵蚀了美国生活中正义和体面等传统支柱”。尼克松甚至说，“越战是两个战线上的战争：一个是战场，一个是我们的价值观，”“战争造成的分裂局面强烈地震撼了国家的基础”，战争是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的“催化剂”。
（1）国家治理方面的分裂。自1969年以来的36年间，统一政府（即一个政党同时控制总统职位和国会中的领导权）的时间只有10年（卡特时期的4年、克林顿时间的2年、小布什时期的4年），绝大多数时候美国都处于行政和国会掌握在不同政党手中的状态，即：当总统是共和党人时，国会处于的控制之下；而当在白宫时，共和党人却占据了国会山的多数席位。这也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同时存在两种政治诉求：一方面希望共和党人确保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希望人来确保社会保障和实现公正和平等。一般美国选民的意识形态变得相当矛盾：既怀有保守主义想法，又具有自由主义的冲动。
（2）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分裂。社会政策上，反映自由主义政策的“肯定性行动”、“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正确”、“双语”或“多语教育”等仍得到高校、学术界和媒体主流的支持；而在经济政策上，反映保守主义理念的减税政策、平衡预算、小政府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上精简机构等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即便是总统克林顿也不免慨叹，“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3）意识形态的极化和地域之间的分裂：意识形态的极化表现为原来美国两大政党都包容了相反的意识形态者，如内也有保守派；共和党内也有不少自由派；而现在两党都“净化了”意识形态，自由派几乎都投向了，保守派几乎都投向了共和党。此外，美国选民中原来有相当一部分是中间选民，最多时候占三分之一，而现在，中间选民只占15%（2003年），这说明美国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的极化。地域的分裂则表现为：东西海岸和大湖沿岸是的天下，而南部诸州和广袤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则是共和党的堡垒。
越南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然而不同美国人吸取的教训不同：自由派/人/理想主义者认为“我们错了”，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我们夸大了美国改造世界的能力，我们缺乏换位思考； 保守派/共和党人/现实主义者认为我们并没有错，我们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是值得的，我们的失败在于政治判断、目标评估、军事战术、国内分裂和道德标准。
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就其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来说，主要是原来占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当代自由主义势力在衰退，保守主义势力在上升。对于美国来说，后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的问题是，在国内（即公共政策方面）主要是如何在两种意识形态和两个政党的不同发展方向方面取得平衡；在国际上（即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如何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道德承诺与实力之间取得平衡。
自由主义在外交上比较倾向于理想主义或威尔逊主义，由此又衍生出自由主义的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如20世纪70年代基于相互依存论而建构的“新自由制度主义”、80年代的“民主和平论”、90年代的全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不过万变不离其宗，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理想主义/威尔逊主义。
一般认为，威尔逊主义就是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严格讲来，它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些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根据它们重建国际秩序的计划，它具体体现在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对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的演说，该计划主要强调了下列目标：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此后，威尔逊又对“十四点计划”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美国外交四项原则（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美国外交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 等，完善了他关于和平的最终设想。威尔逊主义显然想用集体安全体系的“快刀”斩断欧洲古老均势体系这堆“乱麻”，他似乎要告诉欧洲人：“从今以后，国际秩序不应再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之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各国的安全不应依靠军事同盟，而应以集体安全为保障；外交活动也不宜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公开地达成公开的协议。’”
根据威尔逊主义对国际体系的设想可以得出以下看法：（1）他的人性观是基于自由主义的人性善；（2）他承认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且认为和平只能建立在经过考验的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3）在国际层面上，他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样，可以用法律和制度来限制武力的使用；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应将宣战权交给多边组织，武力的使用必须得到多边的同意或授权；（4）威尔逊认为，类似“勿杀生”的伦理道德、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决策者应将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他主张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突出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律令。
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政策常常奉行下面这些原则：第一、作为国内治理形式，民主制度比君主制度和专制制度更好；在世界政治中，民主国家能够成为美国更好的、更可靠的伙伴；第二、在国外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而且也是一种实际需要；第三，防止战争。热衷消除战争根源，支持和平运动、裁减军备。
威尔逊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有：（1）19世纪主导欧洲和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古典自由主义有重商主义的倾向，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和平倾向，因为战争不利于资本主义商业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避免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利益的和谐性会引导大家寻求集体安全，“和平与正义、国际法律和国际组织，应当也可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共同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架构。”（2）美国的传教士精神或称之为“天定命运观”。这种观点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注定负有拯救世界的责任，推而广之即是向世界输出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威尔逊认为美国在集体安全体系中肩负领导义务。他在1919年7月10对参议院的讲话中说：“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拒绝别人赋予我们的道德责任，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世界对我们的信心。” （3）美国意识形态中的“美国例外论” ，美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美国是“山颠之城”、自由之乡，是理想世界的缩影。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中，杰斐逊主义与威尔逊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源于“美国例外论”。如果说杰斐逊主义是“洁身自好”、确保美国不被“世界化”（即美国不被沾染上其他国家的坏毛病）的话，那么威尔逊主义则是“己所欲，施予人”，目的是使世界“美国化”，让整个世界都仿效美国模式、变得像美国一样美好。（4）18世纪启蒙哲学。启蒙哲学认为，人类是平等的，在国际关系中，人道的目标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
按照米德（Walt Russell Mead）的说法，20世纪前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尔逊主义成分（理想主义成分）早已存在，当然那时它还没有被命名为威尔逊主义。 美国时常显示出“民族性格中的威尔逊主义倾向：坚持认为美国拥有改变世界其他地方行为的权力和职责，美国能够而且应当既关注其他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也关注它们的国内政策” ，这主要体现在美国传教士在世界上的活动中，但这些活动往往为外交史家所忽视。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军人（打仗）和商人（贸易）的活动。 传教士的活动属于民间性质，虽然也得到官方的协助、支持和保护。而美国官方外交中正式支持世界上的民主并不很多（如支持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力有限。1823年门罗主义问世后，美国自动将其在政治上的活动半径划定在西半球，威尔逊主义的效力和威力也仅限于此。威尔逊主义对外交政策也远不如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大。但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已上升为世界第一，美国又成功地介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战后安排的凡尔赛会议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全世界宣告美国的理想主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威尔逊主义的宣布是在合适的时间（胜利之后）、合适的地点（讨论战后安排的会议）、合适的人（帮助赢得胜利的总统）所说的合适的话语。此后，威尔逊主义逐渐成了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它始终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的理论及实践密切相联。
威尔逊主义的公式可以简化为：（1）道德律令——道德应当是一切外交政策的出发点；（2）多边律令——多边主义应当是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基本手段；（3）民主律令——在美国领导下实现世界的民主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前提条件；（4）民族自决律令：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当将威尔逊主义与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区别对待，前者是一种外交思想或理论，后者是威尔逊总统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
新自由制度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一）在经济领域，1971年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因严重的美元危机而解体，1973年因中东石油输出国对西方国家实行“禁运”而引发了石油危机，发达国家的经济均受这两起事件的深刻影响，美国在石油危机发生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涨”。这不能不引发了国际关系学者的思考。此前，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相互依存”和国际合作主要是存在于西方世界。石油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樊篱。（二）在政治领域，70年代正是尼克松－基辛格与苏联大搞“缓和”的时代，美苏冷战对抗强度有所下降，这使人们重又产生了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的威尔逊式的幻想：美越通过谈判达成了《巴黎协定》；欧安会上签订了《赫尔辛基协定》；美苏通过谈判追求战略平衡；美中通过谈判解决了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heph S. Nye, Jr.)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书问世，它是对国际经验的总结和时代的反思，它标志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成形。新自由制度主义是新时代的威尔逊主义，它对传统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认为在一个经济上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看待国际关系的视角也应该发生变化。首先，国家虽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它已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它的地位和作用在下降，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在上升；其二，作为实力主要组成部分的军事力量已不再是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主导国际关系中的“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 指安全和战略议题）要和传统上的“低度政治”（Low Politics, 指经济、环保、卫生、反毒品和走私等议题）平分秋色；其三，相互依赖产生了国际合作的需求，而合作需要靠“汇聚一系列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描述性工具” 的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égime）来进行。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国际机制首先在经济领域或解决功能性议题方面发挥效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海洋领域、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海洋法等。新自由制度主义像威尔逊主义一样乐观地相信，全球秩序可以通过在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的约束下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经济的相互依存会导致政治的相互依存，经济上的合作产生“共赢”；政治上通过建立互信机制来进行合作，同样可以产生“共赢”。
新自由制度主义在80年代受到挫折，其原因是：（1）1979年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国际关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问世，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作为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回应和反驳。（2）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南部非洲的安哥拉游击队等标志着苏联新的扩张势头，也预示着“缓和”的终结。（3）保守的里根在1980年大选后入主白宫，发誓要击退苏联的侵略扩张，里根的第一任期因而成为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期，战略力量、军事实力重又回到美国外交中的显赫地位。以后，1987年倡导“改革”和“新思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表明苏联在美国的强硬外交面前开始让步。
冷战结束后，时代的变化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约瑟夫奈1991年出版的《注定领导：论力量性质的变化》(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Power) 一书表面上是对“美国衰落论”的回击，实际上是完善了其新自由制度主义。他提出的“软权力”（Soft Power）概念淡化了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更加强调美国在作为“软权力”组成部分的国际机制中的巨大影响。一句话，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可以通过国际机制实现对世界的领导。
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人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后连续当了八年总统。在克林顿时期，安全问题尽管很重要，但它已同经贸问题和人权问题一起被相提并论。这样，在美国的外交中，“低度政治”开始受到考虑，并与“高度政治”竞争关注。最重要的是，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性的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名目繁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和国际间政府组织(IGO)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此同时，各地区出现了一体化趋势，最为典型的当然是欧洲一体化，其程度不断加深。欧元的诞生表明欧洲不仅实现了市场一体化，而且也实现了货币一体化，并且正朝着安全防务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民族国家在欧洲的重要性大为下降。在此情况下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提出的“全球主义”、“国际治理”和“全球共同体”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1986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对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思考后提出了“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的主题，即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不轻易打仗，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和文化规范的自律。 就理论而言，“民主和平论”显然承继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并与威尔逊主义的“为民主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相关联；就经验来说，二战以来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开战的事实似乎使“民主和平论”不证自明，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公理”。如果说，对于欧洲人来说，“民主和平论”只是自由主义和平观的一种理念的继续，那么对美国人来说，“民主和平论”便是行动主义的指南，这在冷战后更是如此。 “民主和平论”其实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政策学说，它的幸运就在于生逢其时。以民主和平论为基础，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总统，的克林顿宣称要“扩大民主的和平区”，而共和党的小布什也要扩大“自由的和平区”。“民主和平论”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进行海外军事干涉和在干涉之后进行“国家重建”的出发点。
然而，“民主和平论”虽然设想很好，但常常会碰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效用问题，“民主和平”在实际上仅限于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即那些兼备两个条件（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国家之间；二是国内政治国际化的问题。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民主和平论”消泯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分界线，以为两者之间是直通车；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可以像国内的利益冲突一样通过制度、法律来解决。但国际政治的现实依然是无政府状态。有人认为，二战以来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事应归因于美国霸权的存在和对盟国实行了战略上的节制（strategic restraints）。 从以上两个问题，可能会引出第三个，也即更重要的问题，即对外军事干预的严重问题，因为一个想要承担“扩大民主和平区”或“自由和平区”的国家政府，可能会为了追求这一目标而拒绝任何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约束。
此外，民主的扩展是否真的足以为世界提供和平呢？且不说在民主化过程中，国家内部会出现政治动荡，在完成体制转型后，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生倒退、回潮，重又回到威权时代；即使是一个成功地巩固了的民主体制，它是否肯定能对地区或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也还是有疑问。问题就出在对于民主的定义上，如果只是程序民主或投票民主，那么经过民主投票产生的领导人仍然可能是摇身一变的独裁者，仍然用非民主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美国《新闻周刊》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为此提出，“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只会对世界的稳定产生危害。
有人认为，全球主义是理想主义和和平主义（信仰人性善、道德、法律、集体安全、永久和平）；全球主义是自由主义（信仰普世主义和进步主义，认为一切社会与政治制度都是可以改造的）；全球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资本、贸易、市场的全球化）；全球主义是以人类为本、以世界为体，区别于国家主义（生态政治属于此类）。 全球主义虽然古已有之，但真正的全球主义应当说是在后冷战时代才开始出现，国际间的非政府组织的盛行使国际治理或全球治理被提上议事日程，全球社会的概念着眼于培养全球性的公民。
全球主义的理论有三个难解的问题：（1）世界政府的问题。在没有高踞于民族国家政府权力之上更高一级世界政府，全球社会的共同利益是否能超越各个国家、民族、集团的利益？（2）认同问题。有多少人认同于全球社会的价值观、伦理观或者自认为是世界公民，有多少国家的政府愿意放弃国家主权？ 正是由于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全球社会被现实主义者称之为“虚幻的”而不是现实的。 （3）全球治理问题。全球治理是否靠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INGO)、跨国公司就能把各方面的事情办好？迄今为止，“低度政治”的国际治理比较活跃，而涉及到“高度政治”的战略、安全议题，国际治理就出现了缺位或无效，如联合国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防止的1995年卢旺达大屠杀；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也没有发挥实际效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更是暴露了全球治理的缺陷，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真正掌握军事实力者才最有发言权。而即便是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欧盟也无法用同一个声音说线世纪最后十年，新一波的全球主义复兴完全是由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在1997年之前，人们欣喜地看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甚至充满乐观地拥护全球化，以为经济全球化将会带来政治的全球化和世界秩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揭示了全球化带来的另一面：资本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货币政策即使不是陷于无效，也是陷于失控。此外，全球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它对于的伤害尤其明显：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时，全世界无产者却在分裂；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有时甚至提供“超国民”待遇；为了让资本家有利可图，发展中国家竞相压低工人的工资，工人只有接受低工资才能有工作机会；而发达国家的工人由于最低工资法的“保障”，等待他们的是工厂外迁、失业在家；原来繁荣兴旺的制造业城市现在则是一片衰败：废弃的工厂、破败的社区、环境的恶化等等。2000年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开会时，国际上一些反全球化者冲进会场，以示抗议；（2003年）WTO在布拉格召开年会时，同样引来了全世界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即使是最支持全球化的美国，2001年在其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衰退后，对全球化的热情也在降温。9.11更是证明了全球化中最坏的一面：当经济一体化时，恐怖网络也在一体化。至此，大多数人终于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带来的并不都是好东西。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全球化都是有利有弊的。理想中的全球社会似乎类似于中国的“
世界”；而现实中的全球社会实际上还没有最终形成，目前还处于全球化过程之中。“新干涉主义”
“新干涉主义”指基于人权或人道的理由而对一个国家实行武力干涉，因此又被称为“人道主义干涉”，它不同于过去的干涉主义，过去的干涉主义也许是为了一个国家战略利益或安全的缘故而进行干涉，并不特别强调人道的理由。显然，“新干涉主义”体现了威尔逊主义的道德律令，突出了道德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然而，新干涉主义存在的问题是：何时何地进行何种干涉？由谁干涉？怎样干涉？国际社会不可能对任何一次人道主义灾难都进行干涉，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共发生了10次严重冲突，它们发生在：苏丹、卢旺达、安哥拉、索马里、布隆迪、利比亚、伊拉克、塞拉利昂、波斯尼亚和俄罗斯的车臣地区，这些国家本应是人道主义干涉的首选，但它们没有受到美国的单独干涉；而科索沃和海地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克林顿政府却对这两个地方进行了干涉，主要是因为除了人道的考虑外，这两个地方对美国来说同时还有战略的利害关系。 这就是说，选择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是有条件的。作出干预决定的领导人至少作过类似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的估算，即干预不应为了拯救一些人的生命，而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
谁来干涉？一些人认为，人道主义干涉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最好交给联合国来做。然而，联合国本身没有自己的军队，即使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也有赖于各国提供。此外，联合国的预算是各主权分担的，干涉与否也需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来决定，而且每一个大国均有否决权。从联合国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来看，要及时有效地实施人道主义干涉绝非易事，除非是受到当事国的邀请，如在东蒂汶。在一些冲突地区，联合国派出了维和部队；但对另一些，联合国却无能为力。这时候一些强势国家的“人权高于主权”论者就要求政府出兵进行干涉。最典型的是西方国家对波黑冲突的干预和对科索沃的轰炸。而对于某些国家的干涉行为又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抗议，原因是它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不具有合法性。
如何干涉？干涉的目标是使交战双方停火，还是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民主政府，还是仅仅为处于冲突下的平民提供起码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都是有待定义的。有时人道主义干涉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由于存在这些问题，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什么情况下应当干涉？由谁来干涉？如何干涉？这一切都需要依具体情况而定。
“新干涉主义”产生于以下的背景：一是世界人权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是国际人权法的完善和扩展：《世界人权宣言》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两个文件都承认国家不能从法律上剥夺人权。另一方面是非政府人权国际组织对违犯人权的批评和监督：“”（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组织在批评各国政府违犯人权行为方面充当了先锋。
二是人权理论的发展为“新干涉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有人甚至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说，即一个国家的主权并不是无限的和无条件的，只有当它能够对其公民提供人权的宪法保障，维护人权，它才有资格享有“主权”，否则它的“主权”就是有限的；当其政府系统地、有组织地“侵犯”人权时，它就不能享有国际关系中“不干涉原则”的豁免。甚至连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都表示，“现在的‘国家’被广泛理解为服务于民众、而不是管制民众的工具，与此同时，随着‘人权’被赋予的内含不断更新和扩大，个人主权——我指的是被庄严地写进《联合国》及相关国际公约中的每个人所享有的基本自由——也越来越受重视。当我们今天翻看《联合国》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它的目的是要保护每一个人，但不包括那些破坏人权的人。” “人权高于主权”说颠覆了17世纪《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以来国际政治中流行的主权观念。它在受到西方国家中多数人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强烈批评和。
三是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发展、有线电视新闻的即时传播缩小了空间的距离，使千里之外发生的暴行能够迅速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引起人们的良心不安和道德关怀。
四是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冲突或战争大多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原来为东西方对峙所掩盖的民族矛盾、种族矛盾或边界纠纷从而显露处来，成为冲突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些冲突坐视不管还是进行干涉成了国际社会争论的一个焦点。
在科索沃战争后，有人将“新干涉主义”同“克林顿主义”相提并论，认为科索沃战争将为美国今后进行海外干涉提供一个先例。然而，911事件后，“克林顿主义”戛然而止，以国家战略和安全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布什主义”的干涉取代了以人道为目的的“克林顿主义”的干涉。
从以上的评述可以看出，威尔逊主义的理论衍生物实际上是在新的时代中对威尔逊主义的理论细化和创新：“新自由制度主义”突出了多边律令，“民主和平论”强调民主律令，“全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着重道德律令，这些理论的主旨都没有脱离威尔逊主义。
自由主义结合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和“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观，从而孕育出理想主义或威尔逊主义的外交理论，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因受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的特别影响而比其他国家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国际联盟、联合国、民族自决和人权外交等这些美国的“发明创造”以及海外干涉或战争主要是受自由主义的影响，它们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威尔逊的不懈努力下，第一个体现威尔逊主义的组织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于1920年1月成立。威尔逊主义的计划及其活动受到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他本人为此而荣获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威尔逊的失败和悲剧在于他没有能说服美国人参加国际联盟。有人评价威尔逊说，“他是一位赢得许多胜利但却输掉了最重要战役的领导人，一位渴望解放人类但却反而使自己变为阻碍这些渴望实现的悲剧性的人物”。
这里，威尔逊输掉的最重要“战役”就是指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没有批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竭力争取来的《国际联盟盟约》。威尔逊将这一文件看作是“和平的保证”，“世界反对侵略的保证”，“反对曾经几乎将整个文明大厦摧毁的那种东西的保证”， 因为根据盟约而成立的多边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可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反对及至阻止一切侵略战争的爆发。美国参议院之所以不同意批准《国际联盟盟约》在于该盟约的第十条，该条款规定：联盟成员国“有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政治上之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犯之义务，如遇此种侵犯或有任何威胁或危险之虞时，行政院应筹划履行此项义务之办法。” 第十条的潜在含义是：所有国际盟国的成员国必须将主权的一部分让渡给国际联盟，由国际联盟来决定是否在海外使用武力。威尔逊坚信，“直到大部分宣战权交给像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团体，防范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误判、幻想、猜疑、将错就错的决策才有保障”，“第十条就像是整个盟约的支柱”。 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与参议院讨价还价中“拒绝了一切旨在删除、修改国际联盟盟约的这一部分”的努力 ，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对于把美国的宣战权交给一个美国难以控制的国际组织心怀疑惧，他们认为，第十条的要求会大大削弱美国的主权，它同美国宪法向抵触，因为根据美国宪法，唯有国会才享有宣战权。
在威尔逊总统与国会的较量中，他所坚持的第十条恰好体现了多边律令，目的是实现集体安全，因为他认为，有了第十条，任何靠牺牲他国而单方面为自己谋求好处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而国会反对的理由也正是单边律令，国会的立场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国会）有权决定在何时宣战。应当说，对多边律令持怀疑态度的不仅是国会议员们，而且还有普通的美国人，威尔逊在参议院遇到反对后，曾乘火车周游各地，作巡回演说，试图绕开参议院、直接诉诸选民。然而，第十条所体现的多边主义实际上与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格格不入，美国自独立战争后最担心的就是被不道德的欧洲国家拖入战争，美国不想介入欧洲的事务，也不想束缚自己的手脚，在这一点上，“总统走的是一条道，而国会、选民，事实上还有世界走的是另一条道，最终只有他一个人还坚持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国际联盟的失败和威尔逊主义的大幻灭，威尔逊所担心的杀戮“台风”像恶兆一样成为现实：无数生灵涂炭，世界文明危在旦夕。如果威尔逊还活着，他肯定会为自己的理想进行如此辩护：“并非我的构想不好，而是你们没有按照我说的做。”持久和平的两个条件从一开始就没有奠定好：第一个条件是欲使巴黎和会成为“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而事实却是战胜国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的传统意义上的惩罚，既割地又赔款；尤其令
人感到屈辱的是，和约还将战争罪责全数推给战败国，《协会及参战各国对德国和约》（即《凡尔赛条约》）第231条明确规定：“协约及参战各国政府宣告德国及各盟国使协约及参战各国政府及其国民因德国及其各盟国之侵略，以致酿成战争之后果，所受一切损失与损害，德国承认由德国及其各盟国负担责任。” 为此，《凡尔塞条约》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为日后德国复仇找到了借口。第二条件是作为战胜国的一个主要成员，战后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大国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这使国际联盟自诞生之日起就像一个跛足巨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量。联合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决心汲取国际联盟的教训，在共同击败德国法西斯后为实现普遍安全建立一个各主权国家平等的国际组织。在德国投降一个半月后，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国家于1945年6月26日在旧金山制订了《联合国》，开宗明义“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运用国际机构”，“运用国际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规定了一些“应然”的原则，如“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但随即表明这并没有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而且联合国争端解决机制要由安全理事会负责，而这样一个需要集体决策裁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以及决定“采取何种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的机构，却是要依靠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协调，因为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对决议或决定有否决权，也就是说安理会决策程序中实行“一票否决制”。联合国的建立似乎圆了威尔逊的一个梦。当时美国的总统罗斯福秉承了威尔逊主义的信念，同时美国人民目睹了二战的惨祸并反省了未加入国际联盟的严重后果，以及在二战中反法西斯联盟一致对敌的共同性，因此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美国人民都非常支持促成这样一个国际组织。
然而，从成立之日起，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就面临着分裂或瓦解。西方国家与苏联在对德作战中的战略及战后安排上都有自己的考虑。在旧金山会议前的雅尔塔会议上，东西方就根据各自的实力划分了势力范围，并用“雅尔塔协定”确定下来。因此威尔逊主义的大前提——人类拥有抽象的共同利益，在具体的民族国家利益面前不得不作出让步。随着1947年东、西方冷战的开始，安理会中的大国协调几乎成了一个梦想，在战略上是零和游戏的东、西方如何能够进行真诚的合作呢？联合国虽然为大国冲突提供了“减震器”，但大国合作却受到了很大限制和抑制。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更多时候变成了“打嘴仗”的场所，两大敌对阵营的成员国经常是相互之间唇枪舌剑。
冷战结束后，安理会在维和方面作出了一些贡献，在世界许多战乱地方派出了维和部队。然而有人已经意识到，诚如《联合国》所言，联合国充其量只是“维持或恢复和平”（peace-keeping or peace-recovering）而不是也不能够“缔造和平”(peace-making)。在最好的时候，联合国只是一个清谈馆，而不是一个有强制力量、有高于其它会员国的独立的财政和预算、有自己军队的世界政府。它的运转经费来源于各会员国（主要是强国）、它的维和部队有赖于会员国志愿提供它们国家的军队、它的行动要由集体作出。它的成立者故意使它软弱，因为谁也不愿意放弃国家主权，谁也不愿意让联合国来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它的批评者说，联合国成立以来，确实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不是联合国的“功劳”，而是“霸权稳定”的功劳。
这些批评有点儿言过其实。不容否认的是，联合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广泛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其成员国已增加到188个。由于其建立宽泛、抽象的道义基础之上，既有大国的支持，又有众多国家的参与，有时它便成了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化身。它的存在已为各方所接受，它有其存在的理由：（1）美国需要它，因为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不能“包打天下”，正如克林顿在1999 年在联大的讲话中说：“我们不能做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件事情。” （2）除美国外的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它，因为可以凭此地位来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加上一个“紧箍咒”，使美国的单边主义失去其合法性；（3）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它，因为联合国不仅为一些处于纠纷中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伸张正义或自我辩护的平台，而且也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援助和帮助，因为联合国除了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中心任务以外，还赋有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其基本自由之尊重”的另外两项重大任务。在经济迅速全球化，南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联合国对发中国家或欠发展国家的减贫、减灾和减债问题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总之，在过去60年的历史上，联合国曾经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全球繁荣与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当然，联合国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有关联合国的改革呼声不绝如缕。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将缴纳会费与联合国改革挂钩，曾数次因对联合国改革进度不满而推迟缴纳会费。目前，虽然主要成员国都意识到，联合国的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联合国改革涉及面很广，既有行政领域的改革，如秘书处的改革，又有政治领域和结构性的改革，如安理会的改革、经社理事会的改革，还有《》的修改、财政制度的改革等等，而要在180多个国家之间取得共识或者要拿出一个为多数国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并非易事。迄今为止，比较顺利的改革是1997年以来的行政领域里的改革，但在政治领域和结构性的改革方面，尤其是其核心部门――安理会的改革方面，依然困难重重，很难在各国之间形成共识。
无论是在《国际联盟盟约》还是在《联合国》中都载明支持民族自决，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也反复重申支持民族自决，在许多亚非拉国家中，民族自决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了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的口号。威尔逊主义中的民族自决确实影响深远，甚至威尔逊在1919年已为自己的话点燃了千百万人自决希望的后果而感到焦虑。 在目睹了后冷战时期失败国家内部的部族杀戮后，有人将它归咎于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称它是“威尔逊的梦想，我们的梦魇”。
“民族自决”口号的进步意义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量第三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争取到了对西方宗主国的独立，走上了自主的发展道路。它们的独立及其在独立后加入联合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全貌。
然而，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有一些民族在“自决”的名义下进行分裂、扩张和征服。在一些
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夹杂着古老的冤仇、报复、战争、死亡。谁能想到，20世纪发生在国家内部的战争竟然远远多于发生在国家间的战争。 在后冷战时代，发生在国家内部的冲突或战争显然已危及到地区和平和国际安全，这促使一些人提出“不干涉内政”和“国家拥有主权”的国际原则已不再适用。1994年卢旺达发生大屠杀，在100天的时间里，近100万人被杀害，而且是用原始的砍刀砍死的，许多西方人为没有进行干涉而感到良心不安。1999年当南联盟同塞尔维亚族同阿尔巴尼亚族发生冲突时，1999年当南联盟塞族同阿族发生冲突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对其进行了“人道主义干涉”。后冷战时期民族自决的一个后果是充满仇恨的民族主义和暴力冲突，它非但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反而造成了动荡和混乱，以致有人怀旧起来，鼓吹在那些失败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麻烦丛生的、危险不断的、实行种族清洗或灭绝的国家中实行“自由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通过外界的干预，强制性地使之实现宽容、稳定和秩序。 许多人感到，民族自决的原则也许在过去还行得通，但今天已经行不通了，否则它会将我们的地球分裂成无数互相争吵的小国。海外干涉或战争
外干涉或进行战争最多的国家。据统计，仅在二战以后美国的海外干涉就达到14次。虽然美国海外干涉或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不容置疑的是，美国所进行的许多干涉和战争都是打着道义的旗帜进行的，而且它们大都发生在政府时期，例如：威尔逊总统将美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声称“这将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美国有义务参战；罗斯福带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的直接动因是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但最根本的是要反对法西斯轴心国对世界的统治；杜鲁门总统当政时，美国出兵朝鲜，试图防止在冷战中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朝鲜半岛落入的势力范围；在约翰逊政府之下，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战争的目的是要“阻止的扩张”，防止东南亚地区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及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在北约的框架下参与了科索沃战争，战争的理由是阻止前南斯拉夫联盟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政策。美国最近进行的战争中有三次是共和党政府发动的：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理由是制止伊拉克入侵沙特阿拉伯，将伊拉克军队赶出伊拉克所兼并的科威特，维护中东的秩序与和平；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理由是打击和消灭者；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出兵的理由是消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理由事后被证明是子虚乌有），而美国真正的目的是把萨达姆赶下台，实现伊拉克的政权改变，在中东地区建立同美国关系密切的民主基地。在共和党政府所发动的战争中，安全的考虑是第一位的，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道义的动因。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国在战后投入巨大的资源帮助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制度重建，这表明，共和党政府也接受了自由政府的传播将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和平地带的观念。换言之，即使是在共和党政府的现实主义指导下的战争中，理想主义“元素”也是存在的。小布什总统在伊拉克战争前曾说：我们把自由带给遥远的他们，这样我们在国内才有安全。
总而言之，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主要关键点是把理想主义的色彩注入到美国外交政策中，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富有道义的色彩。无论是国际联盟还是联合国的构想都基于通过集体安全的机制实现人类持久和平的良好愿望；无论是“人权外交”还是海外干涉，用来动员民众支持的说法都是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免于和战乱的祸害，使人民享有自由的权利；而民族自决的主张也是为了使各民族享有决定自己的国家形式的权利。从实际政策的效果看，自由主义的这些外交理想并没有完全实现，而且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无数的困难、挑战和挫折。由于任何一国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不考虑国家利益，这就使得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成份显得虚假和造作，甚至会被误解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而设计的精美道具和漂亮包装。然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走形，可能会被利用，但是基于启蒙哲学、相信人类历史在不断进步的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还是软化了“硬实力”和冷冰冰的利益算计的现实主义政策。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一样始终在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从而使得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外交政策既不是纯粹现实主义的，也不是纯粹理想主义的，只不过一般在执政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比共和党执政时浓厚些，而在共和党执政时现实主义成分比执政时要多一些。
美国的保守主义是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反驳，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它始于对“新政”的反对。“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教条，历经20世纪40年代中期－50年代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六七十年代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至80年代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与自由主义比肩而立的政治思潮，对美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要探讨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对保守主义的定义、流派、演变和发展进行仔细梳理，对保守主义所钟情的国际政治理论或外交思潮进行认真分析，对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实力地位及其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作出正确判断。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什么，而且还要了解保守主义何以或者为何能够在某一时期或在某一外交议题上产生重要影响。
正如政治学中的其他许多概念一样，“保守主义”一词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统一的定义，且不说各国的保守主义的内涵不同， 就是美国本身的保守主义也常常令人困惑：同一流派的保守主义在不同时代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同一时代的保守主义也有不同的分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博采众家之说，粗略地对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进行这样的并不完全的界定，即：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二战以后出现的、相对于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而存在的影响美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它的基本原则是：自由优先于平等，秩序、道德和价值至关重要，重视宗教信仰。 与自由主义一样，保守主义并非一成不变、铁板一块，在其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它拥有了不同流派，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唱主角的派别不同；在不同议题上观点也不尽相同。
从思想的源流看，美国的保守主义可以分为老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两个流派。老保守主义“保守”的主要部分其实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它反对的是“被修正了”的当代自由主义，因此从更高的一个层次来看，美国的保守主义其实与美国的自由主义“同祖同宗”。当我们探讨美国的保守主义时，首先遇到的就是与古典自由主义有关的传统保守主义。一般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流行的意识形态只有一种，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有关论述见第二章）。二战初期，学术界中出现了一些维护古典自由主义、批评“新政”、以“保守”来标榜自己的知识分子，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 A. 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当时正值自由主义处于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因此这些人鼓吹回归古典自由义显然是逆潮流而动。这些保守派的思想要等30年后（里根时代）才受到重用，要等40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才能彻底“翻身”，成为显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老保守派在90年代被人称为“新自由派”（Neoliberals），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就是他们过去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和宣扬的以古典自由主义为立足点的理论学说。
老保守主义除了源自古典自由主义的一支以外，还有源自传统自由主义包括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和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另一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理查德韦弗(Robert Richard-Weaver)、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 Jr.)。传统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意志的传统，并提倡具有天主教乃至中世纪特色的基督教，而传统主义则提倡“保守”过去的传统、习俗、家庭观念和道德观念。
保守主义的另一个流派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本是源于60年代末以纽约为中心的东北部地区的一群主要由犹太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的思想运动，它的代表人物有政论家欧文克里斯托尔和诺曼波多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内森格雷泽尔(Nathan Glazer)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政治学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ane Kirkpatrick)等。他们原参加过二战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苏运动，这成了他们日后意识形态的根基和共识，他们认为：无论是左的极权主义（如苏联）还是右的极权主义（如纳粹德国）都对自由民主构成了威胁，要确保自由民主的美国
久安，就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制。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这意味着在国外要反苏；在国内要反对新的极端主张。一开始，他们只是作为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而出现，在波多霍雷兹主编的《评论》(Commentary)季刊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杂志上发表政策建议和评论。但随着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青年反文化运动的高涨，他们与正在变得激进的自由主义越来越格格不入，对的政策也失去了信心（如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肯定性行动）。他们在在1968年和1972年大选中两度失利后，终于加入共和党阵营。在里根上任后，新保守派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里根对道德和价值观的强调以及其反苏的政治理念与新保守派不谋而合。这表明，新保守派经过20年的嬗变，最终找到了政治的归宿（莫伊尼汉除外，莫伊尼汉自1976年开始就一直是纽约州的参议员，直到2000年退休）。冷战结束后，新保守派对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和的克林顿总统均不甚满意，原因是老布什没有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而克林顿虽然强调民主价值观念，但与新保守派的着眼点不同 。更重要的或许是克林顿对他们的冷遇，克林顿上台后并未分配给他们一官半职。此外，在苏联的威胁消失之后，后冷战时期的新保守派所要反对的与老一辈的新保守派不同，年轻的新保守派在国内政策，尤其是社会政策上与老保守派有更多的认同；而在对外政策上则与自由派有更多的认同。此外，老一辈的新保守派主要强调（国际上的）反左（国内的）；年轻的新保守派则强调在海外推进民主和在国内反右（针对的主要是中西部的新孤立主义者），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 。
老保守派与新保守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宗教。老保守派受宗教的影响较大，老保守派基本上是由于宗教而变得保守的，如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布坎南出身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的环境中，后来在耶稣会读中学，他的父亲是一名主教。他们对美国民族性的认识也是基于宗教观念，认为美国首先是基督教国家；而对新保守派来说，由于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国是建立在《独立宣言》中所阐明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而不是与宗教的联系上的。对于老保守派来说，世界的主要分别是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分别；而对于新保守派来说，世界的主要分别是在自由世界与专制统治的分别。其二，历史观。老保守派持退步的历史观，总认为前现代是黄金时代；而新保守派则持进步的历史观，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他们对科技发明和资本主义革新持欢迎态度而不是恐惧态度。其三，地域。老保守派代表“圣经带”(Bible belt) 的南方白人、中西部的农民和小镇居民，他们有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而新保守派则代表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都市中的中产阶级。其四，种族。新保守派大多数是犹太。
